每年聖誕節，菲律賓籍的媽媽總是想回家。
對許多台灣人來說，聖誕節也許只是街上的燈飾、商場的音樂，或朋友間交換禮物的節日；但對許多菲律賓人而言，聖誕節是一年中最重要、最熱鬧，也最牽動情感的時刻。身為菲律賓新住民二代，也是一名社工，黃靖媚知道母親為什麼想回去。她笑著說，菲律賓人從九月就開始慶祝聖誕節了。
這個看似生活化的分享，其實提醒了長照制度一件很重要的事：人老了以後，並不會變成沒有文化、沒有記憶、沒有習慣的「服務使用者」。一個人怎麼吃、怎麼過節、怎麼洗澡、喜歡什麼氣味、習慣什麼語言、在什麼樣的聲音和人群中感到安心，這些都不只是個人偏好，而是生命經驗的一部分。
南洋台灣姊妹會舉辦「渡海度老─2025移民家庭長照政策論壇」，第二場以「文化照顧的實踐與挑戰」為題，邀請新住民二代社工、原住民文化健康站實務工作者、失智症照護專家與長照政策學者，從不同位置討論文化如何進入照顧現場。這場論壇讓我們看見，文化照顧不是在既有服務上「多加一點特色」，而是長照能否真正理解人的關鍵。
姊妹會想追問的是：當台灣長照制度談「以人為本」，這個「人」是否包含他的語言、記憶、文化、宗教、飲食、節慶與家庭關係？如果長照只看見身體功能退化，卻看不見一個人如何在自己的文化裡生活，那麼照顧就仍然是不完整的。
媽媽老了以後，還能不能照她熟悉的方式生活？
黃靖媚身兼菲律賓新住民二代與社工雙重身分，長期在家庭與專業現場之間，看見第一代新住民老後可能面對的困境。
她以母親為例，分享菲律賓人的生活習慣：重視聖誕節、飲食口味較重、喜歡熱鬧、愛洗澡、愛用香水。這些事情乍看很日常，卻都可能在長照現場變成問題。當一位菲律賓新住民長輩進入照顧體系，她想在特定節日與家人連結，想吃熟悉的味道，想維持自己習慣的清潔方式，想透過氣味與打扮保有熟悉的自己，照顧者是否能理解這些需求？
「她們變老之後，這些生活習慣還是會保留，因為已經是根深蒂固。」
這句話非常重要。因為長照制度常常把長輩理解為需要被服務的人，卻不一定看見他原本就是一個有文化、有脾氣、有喜好、有生命節奏的人。對新住民長輩而言，老後需要的不只是有人協助洗澡、備餐、就醫或打掃，也需要有人理解：她的語言、食物、節慶、宗教與身體習慣，都是她安身立命的一部分。
然而，許多第一代新住民因為年輕時忙於工作、育兒與家庭照顧，沒有太多機會學習中文，也不一定熟悉台灣社福與長照制度。當她們自己老了、病了、需要服務時，才發現資訊不夠、語言不通、申請流程複雜，也不知道能向誰求助。有些偏鄉新住民甚至不知道什麼是長照，只以為老了就是去養護機構。
這樣的制度落差，也壓到新住民二代身上。許多二代從小就扮演父母與社會之間的翻譯者，協助看文件、跑流程、與醫護或公部門溝通。當父母逐漸老去，二代又被迫提早面對照顧責任。他們擔心母親聽不懂、申請不到、用不到，也擔心自己沒有足夠能力承擔一切。
所以，文化照顧不是只問「服務內容有沒有多元文化元素」，而是要問：制度是否讓新住民長輩能用自己熟悉的方式理解服務、使用服務，並且在老後仍保有自己的生活樣貌？
服務不是把長輩帶進制度，而是讓制度走回長輩的世界
東區文化健康站輔導員王耀輝，從原住民部落長照實務出發，提出另一個重要提醒：文化照顧如同一支手電筒，照亮一個人的宇宙觀與世界觀。它的核心不是活動設計得多熱鬧，而是照顧者是否真正理解長輩如何看待世界，並讓長輩在服務中感到安心與被尊重。
他分享，疫情期間，部落長輩因擔心染疫而不願前往文化健康站。工作團隊沒有單純用宣導或要求出席的方式處理，而是聽從部落長老的意見，舉辦傳統殺豬儀式，希望「破除」疫情帶來的不安。這個儀式不只讓長輩重新回到據點，也凝聚部落情感，讓長輩感受到自己被記得、被重視。文健站也依循部落公平分配的傳統，把豬肉分給沒有出席的長輩，讓照顧關係延伸到整個部落。
王耀輝說，在殺豬過程中，真正的講師不是服務提供者，而是部落老人家。肉也不只是肉，而是透過儀式和活動，讓工作者重新與長輩建立連結。
這段經驗很有力量。它說明文化照顧不是把長輩帶進一套既定服務，而是讓服務回到長輩熟悉的生活世界。當長輩的知識、記憶、儀式與土地經驗被承認，他們就不只是被照顧的人，也可以是教導者、文化傳承者、社群中的重要成員。
在預防延緩失能課程中，王耀輝也分享文健站如何融入傳統織布、古部落相框製作、粉彩畫、種植菸草、海邊體適能等活動。這些活動不只是「比較有趣」，而是把長輩的身體訓練放回文化脈絡裡，讓運動、手作、藝術與土地記憶產生連結。長輩不是被要求參加一堂標準課程，而是在熟悉的文化符號裡，重新啟動身體與記憶。
這也提醒台灣長照制度：文化照顧需要彈性。若所有服務都被固定空間、標準課表、行政指標與補助規範框住，照顧就很難真正貼近人的生活。對新住民家庭也是如此，文化照顧不能只期待服務使用者配合制度，而是制度要願意理解不同族群的生活節奏與安心方式。
失智照顧提醒我們：人會回到最熟悉的語言與記憶
台灣失智症協會秘書長陳筠靜，從失智症照顧的角度，讓文化照顧的意義更加清楚。
失智症不是單純的記憶退化，而是長期、漸進、牽動家庭與照顧關係的生命歷程。初期症狀可能只是健忘、判斷力下降、時間與方向感混淆，常常需要身邊親友或照顧者及早察覺。若身邊的人缺乏溝通機會或文化敏感度，就可能錯過早期介入的時機。
陳筠靜提醒，「以人為本」的照顧需要重視文化熟悉感與心理安全感。對失智者而言，熟悉的照片、物件、空間安排與生活線索，都可能減少焦慮與迷失；環境設計也要考量認知上的無障礙，避免因顏色、光線、地板設計造成誤解或跌倒風險。
更重要的是，有些失智長輩到了晚期，可能只能用母語溝通。當一個人的語言能力逐漸退回最深層、最熟悉的母語，照顧現場若沒有相應的語言資源，就會讓長輩更孤單，也讓照顧更困難。陳筠靜也指出，外籍照顧者與家庭在照護過程中，常因文化差異、語言不通與缺乏支持而感到孤立，照顧者本身也需要跨文化資源、心理支持與勞動保障。
這對移民家庭尤其重要。第一代新住民年輕時也許可以用台語、中文或家庭中的混合語言生活，但當她們老去、失智、病弱，或身心狀態退化時，最能安定她們的，可能仍是母語、家鄉食物、熟悉的宗教、音樂、氣味與節慶。
如果長照制度沒有準備好多語言、多文化的照顧資源，第一代新住民長輩到了最脆弱的時刻，可能會在制度裡再次失語。她們不是沒有需求，而是無法用制度聽得懂的方式表達需求。
因此，文化照顧不是浪漫的多元文化想像，而是失智照顧、老人照顧與家庭支持中非常實際的品質問題。當照顧者能理解一個人的文化熟悉感，照顧才可能減少恐懼，增加安全，也讓被照顧者保有尊嚴。
文化會改變，照顧制度也必須跟著改變
臺北護理健康大學長期照護系陳正芬教授，則從長照制度與政策創新的角度，提醒我們：文化不是固定不變的。台灣社會過去常把照顧責任放在家庭裡，並透過「婚姻不離不棄」、「不拖累子女」等觀念，讓家庭成員特別是女性承擔沉重照顧壓力。但當人口老化、家庭型態改變、移民家庭增加，照顧也不能再只依賴傳統家庭倫理。
她提到，長照 3.0 推動以「共融照顧圈」為核心的社區照護模式，嘗試透過服務串聯與社區互助，讓照顧者不再孤立。其中「互助喘息」透過類似時間銀行的概念，讓照顧者彼此支持，形成長照服務之外的互助網絡。
這樣的制度創新，重要的不只是增加服務量，而是重新理解照顧關係。家庭照顧者需要被支持，照服員需要理解不同家庭文化，被照顧者也需要在信任關係中慢慢適應外部服務。陳正芬也觀察到，越來越多男性照顧者參與值班與交流，顯示照顧角色正在改變，性別分工也有鬆動的可能。
對姊妹會來說，這一點和新住民家庭的處境密切相關。長期以來，新住民女性常被放在家庭照顧的位置上：照顧孩子、丈夫、公婆，也支撐家庭經濟與情感勞動。但當照顧責任愈來愈沉重，制度不能再把這一切視為家庭內部自然解決的事。
文化照顧也不是只尊重傳統，而是要看見文化如何變動，並創造新的支持方式。當家庭照顧不再能由某一位女性默默承擔，社區、政府、民間組織與長照服務就必須一起形成新的照顧網絡。
姊妹會觀點：文化照顧，是讓人不要在制度裡失去自己
這場論壇讓我們看見，文化照顧不是長照服務的裝飾，也不是多元文化活動的點綴，而是照顧能不能真正貼近人的核心。
從黃靖媚的分享，我們看見新住民長輩老後仍會帶著自己的節慶、飲食、語言與生活習慣進入照顧現場；從王耀輝的文健站經驗，我們看見照顧不只是提供服務，也可以重新連結土地、儀式、記憶與社群；從陳筠靜的失智照顧觀點，我們看見人到脆弱時，可能更需要母語、熟悉物件與文化安全感；從陳正芬的政策分析，我們看見文化會改變，照顧制度也必須隨著家庭型態、性別角色與社區關係的改變而創新。
對南洋台灣姊妹會而言，文化照顧之所以重要，不是因為新住民家庭「比較特別」，而是因為每個人老後都需要被放回自己的生命脈絡裡。新住民長輩需要母語與熟悉的生活方式，原住民長輩需要土地、儀式與部落關係，失智者需要記憶線索與心理安全，家庭照顧者需要社區支持與喘息空間。這些需求看似不同，卻都指向同一件事：照顧不能只看身體功能，也要看見一個人如何成為他自己。
因此，姊妹會主張，未來長照政策應將文化照顧納入制度核心，而不是只停留在個別服務人員的善意。政府應發展多語言、多文化的長照資訊與服務資源；培力具移民與多元文化背景的照顧協助者；讓新住民組織、原住民組織、失智團體與家庭照顧者團體成為制度設計的一部分；也應讓長照服務有更多彈性，能回應不同族群的生活方式與安心需求。
文化照顧最深的意義，是讓一個人在老去、失能、失智或需要他人協助時，仍然不必從自己的語言、記憶與生活世界中被連根拔起。
台灣如果要成為一個真正能照顧人的社會，就不能只問「服務有沒有提供」，更要問：這個服務是否讓人感到被理解、被尊重，並且能夠用自己的方式，好好老去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