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位來台就醫的柬埔寨長者，手術後想念家鄉的白粥。對醫療體系來說，這也許不是病歷上的重點；但對一個語言不通、遠離家鄉、剛經歷手術的人來說，那碗白粥是安心，是被理解，也是照顧真正抵達身體的時刻。
長期協助柬埔寨病患來台就醫的新住民李佩香，曾在病人手術前陪他一起念佛，安撫他因害怕而顫抖的身體；也曾在病人術後想念家鄉味時，隔天一早煮了一鍋熱呼呼的白粥送到醫院。她說：「我只是希望他們在台灣能安心就醫。」
這句話，道出了跨文化溝通在醫療與長照現場中最核心的意義。翻譯不是把一句話換成另一種語言而已，而是讓一個人在陌生制度裡不再孤單，讓他的恐懼、記憶、信仰、身體感受與生活習慣，都有機會被聽懂。
南洋台灣姊妹會舉辦「渡海度老─2025移民家庭長照政策論壇」，第一場以「長照政策中的跨文化溝通」為題，邀請新住民醫療通譯、政策傳播工作者、跨文化研究者與翻譯研究學者，共同討論長照政策如何面對台灣多元族群社會的現實。
姊妹會想追問的是：政策存在，不代表人民用得到；資訊公開，不代表人人看得懂；服務設計完成，也不代表移民家庭能放心走進制度。長照政策若要真正抵達移民家庭，不能只要求人們適應制度，而是制度必須學會跨過語言、文化、信任與家庭責任的門檻。
翻譯之外，還有歷史、情緒與安心
李佩香長期陪伴柬埔寨病患來台就醫。她分享，許多病人與家屬對台灣醫療制度並不熟悉，常以為想做什麼檢查都可以立刻安排；光是預約、看診、理解檢查流程，就需要反覆解釋。這些看似行政流程的問題，若沒有適當溝通，很容易變成誤會、焦慮，甚至衝突。
但醫療通譯處理的不只是流程。李佩香曾陪伴一位七十多歲、長期失眠的柬埔寨長者就醫。老人看診時提到，自己常夢見飛機墜落、有人受傷。原本醫師以為這只是睡眠問題，後來才理解，那可能是戰爭記憶在老年後重新浮現。
因為共享某些歷史背景與文化記憶，李佩香能夠聽見病人話語背後的恐懼。這提醒我們，跨文化溝通不是單純把「病人說了什麼」翻給醫師聽，而是協助醫療體系理解「病人為什麼這樣說」、他的生命經驗如何影響症狀表達、他的恐懼從哪裡來。
在醫療與長照現場，一個人聽不懂醫囑、看不懂文件、說不清楚自己的不舒服，問題不該被簡化為「語言能力不足」。真正該被檢討的是：我們的醫療與長照制度，是否準備好用不同語言、不同文化經驗、不同信任關係，去接住這些人？
福利輸送的最後一哩路，不只是翻譯公告
公益媒體「Right Plus 多多益善」創辦人暨總編輯葉靜倫，從政策傳播的角度指出，台灣不是沒有福利政策，也不是沒有透明流程；問題在於，許多流程設計仍然是行政本位，而不是使用者本位。
政府常以為只要資訊公開、流程清楚、網站上有公告，政策就已經完成傳播。但對許多民眾，特別是新住民、原住民、偏鄉長者或資訊弱勢家庭而言，真正的問題是：他們是否知道這項政策和自己有關？是否理解抽象的政策名詞？是否知道第一步要找誰？是否信任自己去申請不會被拒絕、被責備，或被要求補上一堆難以取得的文件？
政策傳播如果沒有跨過這些門檻，福利就會停在紙上。民眾無法取得應有支持，會更深地陷入困境；人民對政府與公共服務失去信任；政策設計者即使有心，也因為服務無法被使用而看不見成效。
葉靜倫提醒，政策傳播不只是語言翻譯，更是文化翻譯。所謂文化翻譯，並不是把中文公告翻成越南文、印尼文、泰文或柬埔寨文就結束，而是要重新思考：不同社群如何理解「長照」？什麼樣的說法才貼近她們的生活？她們信任誰？習慣在哪裡取得資訊？遇到困難時會先問誰？
這也是為什麼中介組織如此重要。像南洋台灣姊妹會這樣長期陪伴新住民社群的民間組織，不只是協助政府「宣傳政策」的管道，更是制度與社群之間的信任橋樑。政策若要真正進入移民家庭，就必須透過她們熟悉的人、語言、場景與生活經驗，重新被說明、被討論、被消化。
文化不只在語言裡，也在表情、沉默與身體裡
世新大學李佩雯副教授從跨文化研究出發，提醒大家：文化絕對不只是語言翻譯。許多誤會不是發生在「聽不懂字面意思」的時候，而是發生在表情、身體距離、語氣、聲調、沉默、眼神與反應方式被錯誤解讀的時候。
她指出，雇主與移工之間的衝突，常常來自文化差異被誤解。移工可能因為不敢直接表達、習慣隱忍，或用自己的文化方式回應壓力，卻被雇主理解成不合作、不尊重、不積極。久而久之，問題在沉默中累積，雙方都感到委屈，卻沒有真正理解彼此。
這樣的情況放到長照現場，影響更深。長照服務牽涉高度親密的身體互動，包括洗澡、餵食、翻身、陪伴、如廁、服藥與情緒安撫。當照顧者與被照顧者來自不同文化背景，若缺乏文化敏感度，一個表情、一句話、一個動作，都可能被誤讀。
更重要的是，許多長照政策中的專有名詞，例如「長照服務」、「社區居住」、「喘息服務」、「照顧計畫」、「失能評估」等，對不同語言與文化背景的人而言，並不一定有直接對應的理解方式。政策若只是把名詞翻譯出來，卻沒有放進生活情境中說明，民眾仍然可能不知道這和自己有什麼關係。
跨文化溝通不是要求服務人員精通每一種語言，而是要求制度承認：不同文化背景的人，表達需求的方式可能不同；沉默不代表沒有意見；點頭不一定代表理解；沒有提出問題，也不代表真的沒有困難。
家庭照顧裡最難翻譯的，是親情與責任
台灣師範大學翻譯研究所陳子瑋副教授，則從既有研究與翻譯實務切入，提醒長照中的移民議題至少有兩個層次：一是外籍看護工在台灣照顧家庭長輩時面對的溝通與權益問題；二是新住民作為家庭成員，自己承擔照顧責任，或在老年後成為需要被照顧者時所面臨的制度困境。
他指出，外籍看護工雖然待遇與本國勞工仍有落差，但至少在法律與制度上仍有討論和突破的可能；可是家庭移民面對照顧責任時，束縛她們的往往不只是法律，而是親情，是身為妻子、媳婦、母親、女兒與家庭成員的牽絆。
這句話對姊妹會來說格外重要。許多新住民女性不是不知道自己累，也不是沒有照顧壓力，而是她們被放在家庭關係裡，很難說出口。照顧公婆是「應該的」，照顧丈夫是「責任」，照顧孩子是「母親本分」；即使自己身體不舒服，也常常往後排。當她們面對長照制度時，還可能因為語言、身分、資訊與經濟壓力，不知道如何求助，也不敢求助。
陳子瑋也提醒，外籍看護工與家庭之間常因語言不通而產生誤解，許多人依賴翻譯機或臨時口譯，但醫療與照顧內容高度專業，若翻譯不精準，可能影響用藥、安全與照護品質。
在移民家庭的長照現場，許多真正困難的事情，不一定能被翻成一句清楚的需求。它可能是一個媳婦不敢說累，一位母親不想拖累孩子，一名照顧者害怕失去工作，一個病人不敢承認自己聽不懂醫囑。這些沉默，正是長照制度必須學會聽見的聲音。
姊妹會觀點：讓長照政策真正走到移民家庭身邊
這場論壇讓我們看見，跨文化溝通不是長照政策的附加配備，而是福利能不能真正抵達人的基礎建設。
從李佩香的醫療通譯經驗，我們看見語言背後有歷史記憶、宗教信仰、恐懼與安心；從葉靜倫的政策傳播分析，我們看見福利政策若停留在行政公告，就會在最後一哩路失效；從李佩雯的跨文化研究，我們看見誤解常常藏在表情、沉默、語氣與身體動作裡；從陳子瑋的翻譯研究，我們看見家庭照顧裡最難翻譯的，是親情、責任與不敢求助。
對南洋台灣姊妹會而言，移民家庭的長照問題從來不是單一語言問題，也不是新住民「不熟悉制度」而已。真正的問題是，台灣的長照政策是否願意承認：這個社會早已由不同語言、不同文化、不同遷徙經驗的人共同組成；而一套好的照顧制度，不能只服務那些最會使用制度的人。
因此，姊妹會主張，通譯與文化轉譯應成為醫療、長照與社福服務的基礎建設；政策傳播必須從行政本位轉向使用者本位；政府也應與新住民組織及社群中介者合作，讓政策資訊透過母語、生活場景與信任關係，真正進入移民家庭。
長照政策如果只是存在於制度裡，它可能永遠只是一套看得見、卻走不進去的資源。唯有當政策願意跨過語言、文化、信任與家庭責任的門檻，長照才可能真正成為照顧人的制度。
台灣若要成為一個真正能照顧人的社會，就必須先學會用不同人的語言，聽見不同家庭的需要。
